元日是什么节日俗称什么（诗词里的元日）

元日，农历正月初一，当今世人称之为春节。古时元日又称“岁日”“上日”“正朝”等。那么，古人在这一天会干些什么呢？他们怎样庆祝这个一年一度的假期？诗词中的元日为您揭晓答案。

[清]徐扬《万事如意立轴》

桃符，又称“仙木”，战国时是削桃木为人的桃梗，六朝时是插在门两侧的桃板，隋唐称其为桃符。五代前的桃符，往往是在桃木板上绘郁垒和神荼的像或写上他们的名字。后蜀后主孟昶做了创新，要求人们在桃符上题写祝福的话，“蜀主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贞’四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从此，桃符在驱邪镇鬼的同时，添加了祈福的功能。宋朝时，桃符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据陈元靓《岁时广记》卷5记载，宋人将桃木薄板削至长二三尺，宽四五寸，板的上部绘上狻猊、白泽之类神话中的瑞兽，下面左写绘郁垒，右写绘神荼，有的还会写春词或祝祷的话。可见，宋时的桃符承载着今天年画（求祥瑞）、门神（避祸事）和春联（贺新春）的三重功能。此时，还出现了以纸张代替桃木板的现象，称为“春贴纸”。明太祖将题写联语的方式固定了下来，并将其正式命名为春联。陈云瞻《簪云楼杂话》：“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帝微行出观。”今天脍炙人口的联语“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就出自明人林大钦之手。

“爆竹声飞”，自古及今，除夕、元日都有燃放爆竹贺新春的习俗。

唐前，人们用火烧竹节，使之爆裂炸响，为的是“避山臊恶鬼”。据东方朔《神异经》载，山臊是西方深山中人脸猴身的怪物，身材高大，丈有余，不怕人，但人被它攻击之后会生一场忽冷忽热的大病。好在山臊惧怕爆竹的声响，故以爆竹驱逐之。唐以后，人们开始在竹筒中填上火药，发出的声响更大，产生的烟雾也更浓烈，称为“爆竿”。来鹄《早春》：“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自宋代始，人们卷火药于纸中点燃，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见之“炮仗”，亦作“炮张”。为使响声连贯，人们将多个小爆竹串联起来，引燃后，毕毕剥剥，连续爆响，是为“编炮”或“鞭炮”。宋时的爆竹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品种不下百余种，连响、双响、单响、二踢脚，不胜枚举，且质量上乘，《东京梦华录》载：“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

[清]郎世宁等《乾隆帝岁朝行乐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宋时的爆竹文化仍承载着驱除邪魔的美好心愿。如史浩《感皇恩·除夜》“结柳送穷文，驱傩吓鬼，爆火熏天谩儿戏”。同时也因声响大，能为节日增添热闹喜庆的气氛，成为辞旧迎新、恭贺新春的重要文化符号。王安石的《元日》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爆竹是狂欢的声音，是新年的味道。

这首七绝清新晓畅，简易的几笔勾勒出元日的热闹、喜庆。人们在欢乐的爆竹声中除旧岁、迎新岁，暖暖的东风吹进院落，带来春的消息。太阳初升，破除黑暗，洒下万丈光芒，千家万户都沐浴在阳光里，举国上下也欣欣然，争先恐后地将新的桃符换上，迎接美好生活的到来。整首诗就像是一个贺岁微电影的剪辑，精确地捕捉普通百姓的生活片段，且都是新年节庆文化符号中的典型。全诗无一字体现“欢乐”之意，但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喜悦。这喜悦来自新春场景，也来自诗人的内心。诗人的另一身份是政治家，故而此诗又别有深意。细读整首诗，有一个核心意念就是“变”，有时间的变，有风向的变，有昼夜的变，有事物的变。恰值新政初行，诗人借元日的万象更新喻国家破旧立新。诗人踌躇满志，内心希冀革除时弊、变法畅行，像迎接新年一样，迎接一个崭新、政通人和的时代。

[明]李士达《岁朝村庆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的隆盛时代，统治者深知民意民风对治国的重要，遂将制定礼仪制度、导引民情风俗纳入朝纲。从《贞观礼》《显庆礼》到完备的《大唐开元礼》，都对朝堂内外的节日礼俗做了规定，“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元日前后是法定假日，朝中官吏均有七天假期。假日期间，宫中会举行隆重的贺岁仪式，皇帝、官员、民众集体狂欢，辞旧迎新。

元日凌晨，东方未曙，百官早已身着朝服纷纷入朝，皇帝、皇太子、皇后和太后要在这一天接受大臣、命妇的朝贺。贺岁庆典随着破晓的微光正式拉开，“赫奕俨冠盖，纷纶盛服章。羽旄飞驰道，钟鼓震岩廊”（唐太宗《正日临朝》）。

这首诗描述的是唐玄宗元日坐含元殿，举国贺岁的场景。整首诗时空交纬，有空间上的拓展，从内宫到市井；有时间上的延伸，尾句一个“开”字带出东方既明，万丈光芒喷薄而出的画面感。诗中善用数字，由首句的“千”、句二的“万”，道出了朝堂人才济济、四海晏清的开元盛世；句三的“一”，则将诗歌的气氛推至肃穆。张祜擅作宫体诗，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称其“千首诗轻万户侯”。

宋时城市经济相当发达，城市结构突破了唐代长安“坊市”格局的束缚，居民区与商业区均为开放式，商业空前繁荣。随着以商业精神为核心的城市意识的觉醒，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接触、互动，正统、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突破等级观念，化“雅”从“俗”，用于消遣娱乐的民间文化渐为主流文化认可，从“俗”入“雅”，包括一些原本肃穆的、充满宗教神秘意味的礼仪活动，也逐渐向功能化、娱乐化的方向转变。

[宋]苏汉臣《货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朝的元日礼俗承接前朝，傩祭、守岁、放爆竹、挂桃符、元日大典、饮酒聚宴，如此种种。但新时代赋予了节日新的意义。如宋代民间驱傩仪式形式更加简化，常由三五人组成一队进行表演，演变成为民间称为“打野胡”“打夜胡（狐）”“打野云”等卖艺者乞钱谋生的手段，而傩戏面具也已成为市井流通、供民众玩乐的商品。

这首词当为绍兴年间所作。词的上片以白描的手法展现了元日朝廷朝会、天子受朝贺的宏大场面。按史书记载，高宗南逃至临安，大修宫舍，穷奢极欲，因此，偏安一隅的皇朝有如此壮观的庆典活动不足为奇。词的下片赞颂皇帝的丰功与荣耀。四海归心，外夷宾服，朝堂上一片节日欢庆。临到归来时，人已似醉微醺，试问该如何报答圣恩？毋庸讳言，这首词为没落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作，结合词人生平或许可以理解其中滋味。词人出生于北宋没落的时代，皇帝沉湎于艺术，政治昏庸，战事四起，内外交困。加之史父早亡，家境日处贫困，作为长子长孙，年少的词人便背负起家庭的重任。词人坚韧不拔、勤奋好学，三十九岁进士及第，入仕途，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词末“此恩怎报”顺着前文的颂丰功，“祝难老”似是一句对皇帝的恭维客套话，却真真正正地道出了词人勉力为政的忧国之心。

（本文摘自陈树千著《节日里的诗歌盛宴》，有删改）

（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