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是两对既有一定区别又关系十分密切的范畴，它们从同一个侧面反映世界的联系和发展。

（一）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含义

严格说来，个别与一般应是指个别性和一般性，特殊和普遍应是指特殊性和普遍性，它们是整体与部分这对范畴的深化。现实的事物都是作为个别的东西而存在的，就其组成部分而言是整体，就其所参与构成的整体而言是部分，不论作为整体还是部分都是个别的东西。

中国是个别的东西，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也都是个别的东西。个别的东西有许多属性，其中有些属性是个体特有的，就是个别性或称个性，其中有些是许多个体共同具有的，就是一般性、普遍性或共性。

因此，一般性便是由一类个别的东西构成的整体的属性或类的属性，但是这个整体相对于更大整体而言则是部分，把这种部分的共同性抽象出来，又可得出更高层次的一般性。低层次的一般性相对于高层次的一般性来说，便是特殊性。生物性相对于动物性、植物性来说是一般性，相对于物质性来说则是特殊性。

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也是非常古老的范畴。人只要思维，就离不开抽象和概括，语言中的每一个词（除去专名词）都是一个概念，都是抽象的产物。至于把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作为逻辑范畴加以研究，当然要晚到哲学开始以后，但它们也是哲学史上最早出现的范畴之一。

这两对范畴在中国先秦时代就是异与同，庄子、惠施、荀子都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当时他们把个别的东西称作万物，认为万物有异也有同。庄子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这已涉及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惠施对普遍性的相对性或层次性已有明确的认识，他把低层次的普遍性称为小同，把高层次的普遍性称为大同；把不同层次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称为小同异，把万物即一切事物的异和同称为大同异，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见《庄子·天下》）荀子把这个思想系统化，认为宇宙是由不同层次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构成的金字塔结构：大别名——别名——共名——大共名，即个别的东西——特殊性——普遍性——最高普遍性。

他说：“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荀子·正名》）荀子在表述上有不确切之处（鸟兽不是大别名，而是别名或共名），但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他把高低两头——物质和个别的东西这两个概念及其间的中间层次如何获得的思维过程都表述出来了。

这两对范畴在古希腊哲学中也是许多哲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最初的哲学家探索世界的本原，实际上是在对万事万物进行最高的抽象和概括，但他们达到的不是最高的普遍性而是某种特殊的东西，如水、火、气等。对个别与一般进行了专门的系统的研究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明确区分了个别的东西和一般性，虽然他把这种区别夸大成为分离，把一般性说成是离开个别的东西而独立存在的一般的东西（他称之为“理念”），陷入客观唯心主义，但这种区分仍然是哲学史上一大进步，亚里士多德正是在此基础上前进的。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肯定这种区分，但不同意把区分混同于分离，他认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房屋”。他在《工具论》中把范畴分为十种，即实体、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何处、所有、动作、承受，这实际上就是对一般性的分类。

他认为实体可区分为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第一实体即个别的东西，第二实体即各个层次的同类事物，较低的类称为属，较高的类称为种。如张三、李四、王五是第一实体；人是属，动物是种，人和动物都是第二实体，种和属即我们所说的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但他的这种辩证思想并不彻底，他把万物的最高层次设想为神——第一推动力，这就承认了某种离开个别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在中西哲学史上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唯名论与唯实论，理学与心学、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和争论都同这个问题有关。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把普遍、特殊、个别作为一组范畴来研究和表述，辩证地处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但他的“绝对理念”仍然是离开了个别的东西的最高抽象物，背离了他自己关于个别与一般的辩证观点。大致说来，在近现代哲学史中，理性主义各派把一般性强调和夸大到脱离和否定个别东西的地步，而经验主义各派则把个别东西强调和夸大到脱离和否定一般性的地步，这都是片面的，都有可能陷入唯心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把握到了个别性与一般性的辩证统一。

（二）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

一般、特殊与普遍也像其他辩证范畴一样，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因而是相互蕴涵的。个别的东西是现实的具体事物，其总和就是物质世界，因此，任何属性，无论是个性还是各个层次的一般性均寓于个别东西之中，但不能反过来说个别东西寓于一般性之中。

例如张三、李四等人的个性、共性都包含在张三、李四身上，但不能说张三、李四包含于人性之中。这里讨论的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互相包含问题，而不是个别东西与一般性的互相包含问题。

个性即指个别的东西的属性，其中不仅有它所独具的属性，也有它与同类个体所共有的属性。个性包含了共性，个性离不开共性。同样，共性也包含了个性，或更确切地说，包含了部分个性，共性离不开个性。

列宁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这里讲的就是个性与共性的相互包含。

例如张三的个性不仅包括他所独有的特殊爱好、习惯、古怪的脾气等，而且包括他的知识、道德观念以及时代、地域、民族、阶级的影响等等，其中包含了人的许多共性。反过来说，人的共性或人性也包含了许多个性，因为这些个性是人性的表现，但不包含一切个性，因为有的个性不是人性的表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互包含与此类似。

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互相转化表现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双方地位的转化即个性相对于更低层次的个体来说成为共性，共性相对于更高层次的共性来说成为个性，特殊性对于更低层次的特殊性来说就是普遍性，普遍性对于更高层次的普遍性来说就是特殊性，正如前面所讲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地位的转化一样。

例如人性，相对于张三、李四的个性来说是共性，相对于动物性来说则是个性，即人类的个性。又如张三喜欢音乐，这是他的个性，相对于张三对各种风格的乐曲的偏好来说则是共性。但在这种转化中，个性或共性本身并没有变化，这实际上也只是讲的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区分的相对性。

另一种情况是在同一关系中个性变成了共性，或共性变成了个性。例如某种观点最初只是个别人的观点，只是他的个性，后来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就是共性了。相反，曾经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变成了只是个别人的观点，它就从共性变成个性了。

在观念意识急剧变革的时代，不适应时代的旧观念会逐渐成为只是少数人的观念，而适应时代的新观念则会逐渐成为多数人乃至所有人的观念，其中就包含了个性与共性的互相转化。

（三）作为思维形式的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

个别与一般这对范畴反映了世界联系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同时也成为人们的思维规律，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的思维形式。运用这一思维形式，需要把握以下要点：

第一，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是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因此，不能设想有任何两个事物是绝对不同的或者是绝对相同的。当人们说两个东西有共同之处时，就意味着它们有不同之处，相反，当人们说两个东西有不同之处时，也就意味着它们之间是有相同之处的。抽象人性论的错误就在于夸大人的共同性而抹煞了人的特殊性，特别是人的阶级性。当然，由于强调人的阶级性而否定人的共同性也是片面的。

第二，个别与一般都是抽象概念，一个事物的个性和共性究竟是什么，需要以事实材料为依据进行具体的分析，仅仅给类加上一个“性”字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例如牛性是什么、马性是什么，不是说一声它们是牛的一般性、马的一般性就清楚了的，而是需要动物学家进行具体的分析。人性是什么，中外古今的哲学家争论了几千年，至今仍有分歧。

事物的一般性以及个性的具体内容是各种专门科学研究的问题，哲学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各种科学作结论，但哲学所阐明的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对于各门科学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第三，对事物的个性和共性的认识都不能简单化。个性与个性间、共性与共性间也是有区别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有的个性表现共性，有的个性不表现共性，有的共性是该事物的本质属性，有的共性不是该事物的本质属性。关于个性的这种区分，前面已谈到，这里只谈共性。

共性或一般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共性是指同类事物的一切共同点，狭义的共性则是指表现同类事物共同本质的共同之点。作为哲学范畴的共性指狭义的共性。人具有许多共性，如要生存，有生理结构，有本能，有感觉，生活于社会关系中，能劳动，能思维，有道德观念，能欣赏美，等等。

但前四者不是人的本质的表现，不能把人和其他种类动物区别开来，而后五者则是人的本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表现，能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所谓人性指的是狭义的共性。我们说某人的阶级性，指的也是能把他所属的阶级与其他阶级区别开来的共性。

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这两对范畴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认识的目的是指导实践，但只有获得规律性认识即普遍性认识才能指导实践。因此，认识不能停留在对个别东西的认识上，而必须从事物的个性中寻求共性，从特殊性中寻求普遍性，这就是要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需要运用分析、归纳等逻辑方法。

对于通过分析、归纳获得的大量普遍性认识，还要运用综合、演绎的逻辑方法形成系统的普遍性认识，即理论体系。人们的认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是在实践基础上经过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多次反复才实现的。毛泽东说：“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

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毛主席把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运用于实践中，提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这就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这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

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毛主席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鲜明地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种社会主义体制不仅具有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中国特色，即适合中国国情，因而最有利于提高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特色不一定是中国所独有的，但一定是适合中国国情的。